一流大学建设与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嬗变

作者:文艳林 于惠芳来源:《中国高教研究》发布时间:2015-10-08 14: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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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历经了急剧的变革和激荡,资本主义加速发展而又几近疯狂,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又起伏跌宕。世界范围的竞赛、竞争乃至战争,带来了危机,也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快速发展。人们不仅注重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更注重科学技术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科学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大量科学技术人才不断涌现。二战后,一度迷信武力的西方世界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真正意义。激烈的生存竞争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大学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勃发与速进,各类人才如雨后春笋,很快出现局部的人才“过满而溢”,这种人才的相对过剩,使那些掌握世界科技前沿知识的高学历人才因缺少实践经验而需要进一步“磨合”和锤炼。这为博士后制度在研究型大学诞生并得到发展提供了条件。

  一、“一流大学”与“博士后”

  随着工业化进程和资本扩张的加快,西方社会和市场已经普遍不满足于大学提供一般专业人才即大学生,人们意识到“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1876年美国人Daniel Gilman 遵从Johns Hopkins 的遗嘱,效仿德国办学模式创建一所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应运而生。该校不仅建立美国最早的研究生院而成为“美国研究生教育正式开始”的标志,还首次为培养未来年轻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设立了研究基金。在接受资助的第一批学者中有部分人已获博士学位,人们冠以“博士后”之名,这可以看作是“博士后”的滥觞。此后,哈佛大学(1915 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1925 年)等纷纷效仿。1937 年,美国在全国卫生研究院设立“博士后研究基金”,标志着“博士后”正式成为一项国家人才制度。至2008 年,美国在岗博士后人数已达8.9 万人。不仅美国在“博士后”尝到了甜头,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等国也做出尝试。日本“特别研究员制度”及德国的“洪堡基金会”、“德意志研究联欢会”、“科学交流中心”也建立类似的研究机制。

  可见,“博士后”发轫于研究型大学,其本义是指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人员在特定支助下从事特定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工作经历,有时也指一种岗位或职位;后引申为按照一定程序,从事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的人。《辞海》(第六版缩印本)对“博士后”一词的解释:“一是指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简称,二是指博士后研究的简称。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遴选某些博士(以新获得博士学位者为主)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条件使之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和学习。”这个释义漏掉了“博士后”一词的源头释义及其重要内涵。对这一词的确切定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就中国看,目前基本明确的是,“博士后”主要是一种制度,因制度而发展成为一项事业,这个事业的主体是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以说,由博士后研究者、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后研究职位及博士后管理与服务等“博士后”相关因素构成的体系,被称为“博士后事业”。围绕这个事业形成的一套官方认可的机制,就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的“博士后制度”。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博士后制度” 作为研究型大学率先创新的一项高层次人才生成制度,是随博士后科学研究这个“软产业”的延伸,逐步向相关科研机构扩散的。建立在研究生培养制度基础之上的博士后制度,与大学教育制度具有许多交叉和重合之处。中国博士后制度率先在国内“一流大学”和相应的科研单位试行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博士后制度的现实意义客观地存在于“一流大学”建设中。

  中国“博士后”与大学建设的关系究竟怎样?2009 年底,中国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总量达到29314 人,其中近70%集中在高等学校。据2010 年国家博士后管理机构统计,两千余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绝大部分集中在高等学校,仅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总量超过2200 余人。从面上看,大学似乎已经意识到博士后事业的重要性:普遍意识到博士后研究领域的学科在国内具有很强的覆盖性和先导性,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其突出的优势和较强的集中攻关的潜在实力正在逐步成为中国高校发展中的重要新生力量,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正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中孕育成长,等等。

  那么,现行高等教育制度是否真正具有孕育和催生中国特色博士后制度的能力?中国博士后制度是否具有反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能力?这在“一流大学”建设和“博士后”向何处去的思考中,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二、“李政道之谏”与“博士后”嬗变

  20 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李政道从解决CUSPEA 青年学者培养问题着手,提出一系列旨在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建议。归结起来,大致四个方面:一是从博士后的成长经历出发,他认为从世界各国的科学研究发展历程看,“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活跃的环境中,再经过2-6年的独立工作的训练才能成熟”,“可以委以重任,去解决科技难题和培养新人”;二是从博士后的成长环境着眼,“要在水平高的实验室和大学内”,“适当集中尚未成熟的一批青年人可以形成很强的科学集体”;三是前瞻地看到博士后事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提出与国外博士后制度对接,在国内做完第一站博士后研究之后再到国外做第二站博士后研究;四是重视保障机制建设,根据国家的财力,“以美国投入的1/5 即可”,并进一步认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的成功,可以影响其他学科,也会吸引更多的海外学者参加祖国建设。如果处理欠妥,则对将来派出人员学成回国的信心造成相当的影响”。这些建议及其相关的论述与邓小平的谈话,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独具“中国特色”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科学谏言,我们暂简称之为“李政道之谏”。

  2010年11月,李政道再次提出:“祖国的博士后制度该怎么发展,我希望遵循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扩大博士后队伍,提高博士后质量,这是今后发展的关键。”同时,李政道提出了“两个面对”,即面对世界、面对市场经济变化后的中国教育、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博士后”自身发展规律,几个关键词是“国际”、“市场”、“制度”。这与教育的“三个面向”思想是吻合的,可以看作是“三个面向”的落实并深化。

  “李政道之谏”不仅催生了一个制度在中国的推行,同时它孕育也着一个新兴的,现在看来是隐性的产业———博士后产业,对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那么在一个科学谏言指导下,“博士后” 发展取得了怎样进展呢?就大学一般情况看来,以“博士后”为渠道进行深造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含部分性质相近的工作站)已经事实上成为高校选拔教师的基地和“高校教师培养基地”。不仅如此,高校“博士后”还在推动产、学、研结合以及复合型人才的成长等方面也释放其扩散效应。在长达25 年的实验中,8万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充实到几乎所有科技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高层次人才的源头活水;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设站单位也正在为之提升研究能效和迈步新的研究台阶。

  就北京大学看,截至2010年11月,共有3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涵盖39个一级学科,81个国家重点学科,220个二级学科。累计培养博士后3696人,其中在站979人。北京大学特别注重国际化交流,与世界“一流大学”交流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国家青年高层次科学人才的交流平台。而清华大学同期共有3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涵盖学校的全部理工和大部分文科一级学科。累计培养博士后5374人,其中在站1264人。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中20%留校任教,其余大部分充实到教学科研一线。从两校博士后事业发展的特点看,北京大学在学科覆盖面上体现了文理兼顾、全面发展的综合型大学优势。而在清华大学,博士后数量的快速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的提速,建设事业对理工学科的需求持续增长。两校认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主要贡献是“充实了学校师资队伍,增强了科研力量,促进了产、学、研相结合”,“博士后已经成为推进学校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在创建有特色、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博士后群体中,涌现出了一批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拔尖人才;在博士后研究中出了一批重要成果。

  高校的活力在于名师。名师从何来?目前在国外引智和回国“海归”有限的情况下,很多大学都把博士后制度作为选拔培养名师的重要途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教师选拔机制———“师资博士后”应运而生。“李政道之谏”的开创性贡献之一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一流大学”建设与“博士后”的共演轨迹中,似乎以“博士后”之矛攻“一流大学”建设之盾,成为破解问题的方向。然而,“博士后”的嬗变正由此开始:“博士后”对“一流大学”建设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实,它作为一个候补师资机制,在大学试行;而作为一个隐性产业,从推动科学研究产业发展,进而推动大学升级的效用则被忽略。

  当前可见的是,在除了在大学任教以外,也有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后从事科学研究,同时也有少部分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即基本上在企业工作,2010底累计大约为8000人左右,不到总数的10%。此外,尽管有少量博士后研究人员有从事公共管理的愿望,但在当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规定“凡进必考”的关卡下,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也就是说,博士后研究人员除了对大学师资力量的贡献较为清楚可见外,在其他领域的正面效应很难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博士后”除了对大学教育具有有限的反哺效用外,在其他领域显得稀薄而淡漠。

  前期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博士后”体制“借种”于国外,“催生”于国内,“寄养”于大学,这导致它先天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它没有经过在大学与市场的对接中自然产生;它存在计划约束,这种约束存在科学管理的残缺和漏洞;它缺少明确的方向性,在国家人才战略布局中,处于游离状态,在政策规制中呈现出边缘化趋势;同时,从中国博士后制度实施过程和结果来看,博士后制度存在两个部门之间的职能协调问题和两个体制的关系协调成本增加的问题。一方面,教育部与人社部“共管博士后”造成的条块分割,增加了谈判成本。行政决策和执行中枢之间的职责权限交叉、重复,导致“博士后”监管权的多次分解而流于失控。另一方面,教育体制与人社体制抵牾在于对特殊劳动成果———人才的占有和选拔管理权分配机制缺失,这势必导致教育机构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尽量拓展教育资源,当然优先选拔“师资博士后”就不失为便捷之举;而人社机构为了扩大规模绩效和管辖权力,不断拓展设站规模,“广种薄收”现象突出。这不仅与“李政道之谏”欲将“博士后”打造成一流的科学研究力量而非仅仅是大学教师的本意相去甚远;同时也与国家人才战略中培养国家杰出人才并非仅仅局限于大学教师的旨意悬殊太大。这客观上降低了“博士后”本身的效用,使其不仅逐步偏离了其更高价值取向的轨迹,也使“博士后”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历经艰难嬗变;在更多不利因素作用下,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

  三、“一流大学”建设与“博士后”的产业效应

  “李政道之谏”的科学价值不仅在于引发中国对大学建设和博士后本身的思考,更在于两大工程的建构。“一流大学”建设与“博士后”的结合点在于,优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制度、一流的科研条件、大批优秀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高科技前沿的企业及其形成的新兴产业。在这些因素中,制度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作为政府决策及管理中枢,对高等教育和博士后制度的能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建立在“一流大学”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是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储备器和科技孵化器;持续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及其形成的市场,为博士后制度提供动力和方向。在政策、体制、人才和市场等相关要素具备的前提下,一个新兴的产业———博士后产业就有了成长的基础。

  产业既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出现,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博士后”既然已经从原有劳动者群体中分离出来,作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从事特定的研究事业,那么“博士后”产业就客观存在了。尽管它开始是作为一种隐性产业出现———因为它存在于其他产业或行业中,在一般国民经济统计调查中没有得到科学体现,但是随着社会对高科技、复合型高层次年轻人才需求的快速递增,这种分工就逐步明晰起来,这个产业也就逐步加速成长和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形成过“产业大军”的壮观景象,有可能在科技革命不断兴起的当前及不远的将来再次出现。当然,它的层次更高,覆盖更广。这样,博士后产业不再是隐性产业,而是一个渗透于隐性产业和显性产业之间的复合性产业。这个产业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升级具有覆盖式、根本性和可持续的推动意义。

  中国博士后事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雏形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最高学历人力资源、海外留学回国人力资源、国家重点高新科学技术研究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关资源,以及相关的政策资源和国际资源纳入本产业发展的范畴,走过了初创的原始积累期,正在逐步成长为一个开放型、全能型的高科技、高产出、高效益产业。它将高等教育、高层次科研、特大型企业和政府等多方的资源融合,将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博士后资源整合的重要接口。这一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将以增强国家隐性实力的切口进入到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成为国家发展的强劲动力源泉。如果把零散的博士后流动站(含部分性质相近的工作站)看做一个个工厂,国家(政府)就是最大的集团厂主。在计划体制下,国家下订单,“博士后”生产———即研发;而在市场体制下,是“博士后”根据市场需求自己研发并出售智力成果。“博士后”在出售自己的成果的同时也在一并出售自己的创造力。检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存力、研发力和创造力,需要通过市场化的知识产权及相关成果交易完成。

  问题在于, 目前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尚处于隐性发展阶段,似乎躺在大学温暖的怀抱中。这时人们尚未认识它,它自己也不会自觉认识自我。这时大学把它置于师资的“候补”地位,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就国外来看,如与美国等国相比,中国博士后事业根本区别在于,它没有与市场接轨,更谈不上融入市场。这不利于形成科学研究为市场服务,也不利于形成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交易向新兴产业方向发展。倘使在“一流大学”建设中,能够发掘它的产业潜力,以此舞动国内外高层次年轻科技人才资源的龙头,从而带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那么大学的“世界一流”地位也就不太遥远了。

  为此,当前中国博士后事业发展中要解决好的几大问题是:政府决策和管理机制、高等教育机制、博士后研究机制和市场机制。这些机制必须配合联动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使博士后事业与大学教育在聚合中得到更大发展。

  科学高效的中央协调管理机构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现实中国家专门的人才管理机构和高等教育部的职能被别的部门兼并和肢解,这与“人才强国”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极不匹配。这里的“专门的人才管理机构”是指专门从事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管理、培养和服务的机构,而非管理党政官员为主的“组织部”。这样的类似机构在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中已经以“人才办”的形式萌芽,而兼顾“国家人才办”和“高等教育部”职能的专门机构改革创新却没有进展。当然,如果做出相关的机构动议,可能会引发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和顶尖大学等系统的博士后科学研究机构“多院整合,多方互动”,即在国家决策中枢行政力量的牵引下,产生新的竞争机制,刷新中国科学研究机制、人才老化和动力不足的局面。倘若博士后事业与“一流大学”建设事业仿“直管”建制,在国务院的直接管理下,其谈判成本可能大大下降,其发展速度可望得到提升。

  不仅如此,在国内“一流大学”设置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博士后科研机构,将打造研究型大学与博士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将更有效益。“一流大学”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重要载体,对“博士后”具有天然的联系和理解力。创新产权独立的大学综合性博士后科研机制,可以从不同院校和科研单位,包括海外选招大批优秀的博士毕业生进入这个平台,以增强研究型大学的后备人才实力;在国内各个流动站中选拔最优秀的博士后作为相对稳定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充实大学人才库;同时,通过这个平台聚集的大批富有创造性和活力的年轻高层人才群,加强与企业的产业联合,做长博士后产业链,逐步向企业和市场延伸,加速博士后产业的市场化进程。这样国内的流动站资源不再是零散杂乱和盲目的,而是以在一流大学的聚敛中,发挥人才聚变效应,继而促进博士后研究与服务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以国内“一流大学”的博士后聚集研发机制推动“一流大学”博士后科研产业迅速向多学科、宽覆盖、高标准、开放型发展,将有利于产生造就大量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同时,应科学制定与国际接轨的博士后行业质量标准,以增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国际通用性和横向拓展力。

  流动站的生命在于“动”,关键在于“流”。级差、动力、渠道是解决中国“博士后”出路三大关键。大学的专业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般建立在院系,其研究主要随院系整体科研规划进行,缺少主导性、主动性、灵活性。而站内具体博士后研究者大多也随合作导师的研究主流和研究路数而行,这与研究生和博士生培养方式区别不大。在标准化建设的同时,博士后研究制度的分级、分层、分类管理十分必要。以顶级大学的博士后综合科研机构下设各学部,以学部制牵头全国各行业流动站和特色博士后专门研究机构的学术建设。顶级的博士后科学研究机构既是全国博士后权威评价机构,又是储备国内外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其成果转化的兼容器。各大学在各自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打造不同类型的特色博士后科研团队,避免国内各校博士后事业发展中“大而全小而全”无序重复建设、盲目招收和资源浪费。

  值得注意的是,在博士后体制改革中,应尽量规避“寻租”行为,以保证博士后体制改革沿着健康的轨道推进。将“一流大学”机制改革与之协同,通过博士后产业的发展将“一流大学”的建设联系起来,以这一产业的快速振兴为“一流大学”改革提供新的动力。这一特定的、新兴的产业发展不仅为大学朝着研究型方向升级提供了便捷之路,同时也将给国家科技振兴、人才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带来综合的收益。

  四、余论

  从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与中国博士后产业的共生共进历程看,两者由聚变而递嬗,使国内顶尖级的大学发展博士后产业呈现出巨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前景,如果“一流大学”建设乘势而上,构建特色研究平台和研究体制,形成品牌优势,推动本校高层次人力资本短期内高速增长,对凝聚多方资源,提升大学综合竞争力,具有显著效益。

  “一流大学”建设能不能按照既定的进程达到目的,不是大学自己能够决定的,而要看它内外的综合因素的变数。但无论这些变数如何,如果没有产业作为支撑,没有充满活力的高层次人才群,大学的转型和升级是难于实现的。就目前看,一方面,博士后产业的孕育和发展,作为推动“一流大学”建设的天然良机应该引起大学的足够关注;另一方面,政府在扶持博士后产业适度发展过程中,宜采取“通盘考虑,有所侧重”的方针,把高等教育与产业振兴紧密结合起来,谋求博士后产业在健康成长过程中向国际市场延伸的多方收益。

  (文艳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北京100871;于惠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孙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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